黄瑞云：我借了何老师一块钱
黄瑞云(1932—)，教授，湖南娄底人。
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先后在湖北工农中学、湖北教育学院、华中师范大学、湖北师范大学任教。
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，业余进行文学创作。
著有《老子本原》《庄子本原》《论语本原》《诗苑英华》《词苑英华》《历代抒情小赋选》《历代绝妙词三百首》等；参预主编《历代辞赋总汇》。
文学创作有《长梦潇湘夜雨楼诗词集》《溪流集》《快活的答里·坎曼尔》《黄瑞云寓言》《黄瑞云散文集》等。
我借了何老师一块钱
一九五二年我转到宁乡一中上高中，教务处的副主任是何老师。他叫何可人，这姓名很有意思，拆开姓就是名字。何老师当时三十多岁，个子高大，一表人才，待人非常和气。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，又兼教体育。坦率地说，他的社会发展史教得不怎么样。当时解放初期，这些政治理论对老师们说来也是新事物，他们自己懂的也不多，总是临时培训一下就给学生讲课。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，解放初期的教师，背着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这个沉重的包袱，面临的根本课题叫做“改造思想”。按照当时的观念，知识分子都从旧社会过来，而旧社会是一个污秽不堪的池沼，没有任何一点干净之处。所谓“解放以前”就意味着黑暗和肮脏，世界是从一九四九年“解放”那天才重新开始的。从那个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都要改造。当时在学校里，教师都很紧张，每个假期都要集中“学习”，也就是“思想改造”，而改造就是批判斗争。——“思想改造”这个提法，这种做法，后来持续了三十年，连我们这一代人都未能幸免；好像是一种原始罪，永远得不到解脱，到死都改造不完。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拨乱反正之后，这种改造才慢慢淡化——所以那时候老师们都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讲话；碰到他们也无法解答的问题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记得社会发展史课一开头就讲“从猿到人”劳动创造了世界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。从猿到人，往往通俗地讲成猿猴变成人。有学生发问，“现在的猿猴还会不会变成人？”何老师回答：“现在的猿猴不会变成人”。为什么？“因为现在人和猿猴都定了型”。“为什么远古的猿猴却不定型？劳动使猿猴变成人，当时是没有谁去教的；现在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可以主动教猿猴劳动，为什么它们却变不成人呢？”问得几个为什么，何老师就只能笑一笑了。那时候学生提出问题都是很自然的，绝没有刁难老师的意思，师生关系很和谐，同何老师更是如此。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，课本上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成新民主主义，从此中国的革命就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。学生发问，中国本是世界的一部分，照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，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呢？这个问题不仅何老师没有办法，其他老师也同样无法解答。按照当时的认识，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，都是用同样品色的纯金铸造的，但我们发现印度共产党的党纲许多地方和苏联中国不同。问老师，老师只能回答“我们也没有研究过”。当时中国向苏联“一边倒”，有一个歌就叫《一边倒》。涉及到和苏联的关系，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，我国东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就是沙俄强占去的。十月革命以后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正式宣布，放弃沙俄强加给外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，为什么这片领土至今不还给中国。这个问题何老师不能解答。我们也向教历史的刘家珍老师提出，刘是一个能干的女老师，很有口才，课讲得很好。但她也无法解答。后来她拿了一本历史刊物来，上面有北京某位大学历史教授对这问题的解答——可见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很多——刘老师是照着念的，大致意思是，国家是一个暂时的概念，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国家了，也就不存在领土问题。在现阶段，对某个地方的归属，应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。现在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，而我国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；对当地居民来说，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好呢，还是生活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好，当然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好。念完以后，老师望望学生，学生望望老师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们绝没有想到，到了一九五七年，这个领土问题使不少人成为右派！当时叫何老师或刘老师怎么能够解答呢！
何老师的体育是教得很好的，而我看体育其实也并非他的专业。他要求严格，态度却很和顺。而且他事事以身作则，同学们都服从他的指挥。学校开运动会或举办什么操练，总能做得井井有条。
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宁乡城里有一个大操场，经常在那里举行各种体育比赛。有一次，县教师联队同驻宁部队比赛篮球，何老师担任裁判。球场四周围满了人，我也在那里看。球打到半路，教师联队渐渐占了优势，部队落后了十好几分。突然从部队 观众那边跳出一个人来，闯进球场——那是一位荣军，只有一条腿，是住着拐杖的，肯定是一位军官——他大声怒喝，命令停止比赛。他说的什么，谁也听不清楚。我看到一位战士球员对他轻轻的说：“快打完了，还是打完吧！”那人大声地说：“叫你们打，你们就好好地打，叫你们不打就不打，给我走！”战士们拣起衣服，不很乐意地走了。整个场子都惊呆了，那个时候，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碰到什么事情都害怕，何况对方是解放军。我看到何老师站在场子边上，向教师队里拿球的队员招了一下手，那个队员把球掷给了他。他接住球，拍了一下，显然是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。然后举起了球，吹了一声哨子，举行退场仪式。教师队站好以后，何老师有规有矩地大声宣布：“这场球由于一方中途退出，比赛暂时中止。现在我宣布比分：四十三比二十八，教师联队暂时占先。”然后放低声音说：“如果我的裁判有什么错误，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。”最后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手势，“双方”队员退场。教师连队规规矩矩向对方敬礼退场，不过对方的位置是空着的。我对何老师镇定自若的态度佩服不已。事后得知，教师联队中有一名队员，原是县里的干部，那年转到了宁乡二中教书。那位军官认出来了，误以为他是掺假进来的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学习，那位军官特地到场作了检讨。
到了五二年下学期，何老师竟然当了总务主任。我当时没有经济来源，每个学期缴费注册总是煞费周折。其实学校对我相当优惠，我享受乙等助学金（全校最高也只有乙等），但我比别人更困难，特许我只交人民币十二元就可以注册。何老师在路上碰到我两次提醒，“你还没有注册哩”。拖了十来天，我才弄到十一元钱。我去交费，何老师正在抽烟，问：“钱搞齐了没有？”我含糊地答应着，把几张钞票交给他，他数了一下说：“还差一块呢！”我说我弄不到钱了，这十一块钱都借了几个人。何老师说：“向老师借一借吧！”我顺口说：“我向你借！”何老师用两个手指夹着烟吸在嘴上，抿着嘴微笑。是他叫我向老师借的，他就是老师，我就向他借，叫他怎么说呢。迟疑了几秒钟，他把烟搁在桌子边上，仍然微笑着，从里衣袋里掏出一小叠钞票，从中抽出一张一块的，放在我的几张票子上，然后再数一遍，给我注了册。我说“两个月内我还给您”。他说“不要紧”。
两个月后我从哪儿来钱呢！有一天，在路上碰到何老师，我说：“何老师，真对不起，我撒了谎，那一块钱我没有还的。”他又说了一句，“不要紧”。那时候的米价一角三、四分钱一斤，一块钱可以买到七斤米，钱确实不是很多，但毕竟是借人家的。当时老师们的工资每个月才三十多块钱，并不寛裕。一晃就到了一九五四年，我要毕业了，那一块钱仍没有还。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向何老师提起，因为不好怎么说，我仍然没有钱。
当年我考取武汉大学，走到长沙以后就没有路费了，买到武汉的船票还是湖南省招办提供的。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份，我终于弄到了一块钱，准备寄给何老师。时间过去了五年，何老师肯定忘记了，再还这一块钱去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怎么说。这时候恰好我的朋友蔡劼刚寄给我一本高尔基《我的童年》，我读完后把书寄给何老师。过了一星期，估计书已经到了，我才把一块钱夹在信封里寄给他，并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详细回顾了我借钱的情景，就像前面叙述的那样，还说了一番我上学的艰难。并说明这一块钱老师肯定忘记了，但我还是应该归还。何老师收到后，给我回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。他说，当他收到《我的童年》的时候，很是费解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随后收到我寄的信和钱，他非常感动。信中谈到他当年上学也很困难，所以很能理解我的心情。后面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，说我很有毅力，成绩也好，现在国家蒸蒸日上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，“你身逢盛世，将来一定大有可为”。我读到何老师的回信，心里也感到高兴，其时已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。
一个月之后，国家发生了重大变故，“反右”开始了。我所在的班是武汉大学的重灾区，我自己也岌岌可危，从此和外界联系就很困难了。在反右中，往往因书信中某句话被揭发出来而坠入深渊者比比皆是。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二十年间人们连信都不敢写，我和宁乡一中的老师也断绝了联系。我的好友郑洁修是宁乡人，在武大化学系任教。他偶尔回宁乡，就把母校的一些讯息带过来，有关何老师后来的情况都是从洁修那里零零星星听到的。
绝对没有想到，何老师也成了右派，而且是极右。非常滑稽的是，一九五七年上学期何老师还当了模范，暑假被送到某休闲胜地疗养，到八月份突然通知他回校反右，实际是回来给他戴上帽子，接受批判。何老师有些什么罪状，我一无所知。郑洁修说的一些，与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都沾不上边。其中最“恶毒”的一条是那年纪念“五四”青年节，学生要何老师帮助写几条标语。何老师从吴运铎《把一切献给党》书中选了几个警句，又自己拟了几条，其中一条是“毛泽东思想是滋润青年成长的雨露和阳光”。何老师并非书法家，字写得很一般。“毛泽东”三个字他学习毛主席签名的写法，“毛”字两横最后一笔向下一撇，那一撇写重了，写得很粗。旁边一个人本是无意地说，“这一笔真有劲，像一把大刀”。这事被揭发出来，说那一笔是“杀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刀子”。何老师无法接受，抗拒的很厉害，被认为最顽固最反动，因此成了极右。批斗几个月之后，被开除公职，送某劳教农场“劳动教养”。农场里要办一种墙报，查问劳教人员有谁会搞文字工作，有人推举何老师。何老师表示，他情愿去劳动，干什么活都可以，不愿再写什么东西。监管农场是一位转业军人，对何老师的“恶劣”态度十分生气，就找何老师谈话。据说他们的谈话开始非常紧张，那位军人对这个右派分子如此顽固不可理解。反复交谈之后，何老师才说明自己若干年来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多次被评为先进，甚至反右前夕还是模范，突然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；而他的罪过全是从文字中来，他认为那些文字是什么错误也没有的，更不用说罪过了，所以他从此不愿再同什么文字工作沾边。那位领导人听了也很惊讶，就说：“我帮你调查一下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应该给你改正，现在的工作你得接受”。何老师听了很感激。那位好心的领导人来自部队，他并不了解反右的情况，更不知道反右中这种荒唐的罪名所在皆是。解放以后，在历届政治运动中，任何人只要第一次受到打击，以后每次运动都只会把罪名加重，绝没有“改正”、“平反”的话可言。——这种情况也持续了三十年，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后在胡耀邦领导下才有所改变——那位善良的农场领导人的好心当然不能兑现，何老师的极右帽子就像孙悟空的紧箍，扣得死死的了。
解除劳教以后，何老师无以为生，其间经受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。郑洁修告诉我，后来何老师弄了一部板车，在长沙街上给人家搬运东西维持生计。他戴一顶大草帽，弓着背，拖着板车，那草帽周边塌拉下来，把他的头脸遮得严严实实。他低着头，抹着汗水，从这条街拖到那条街，盘来盘去，像一头推磨的驴子，走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人生路！
有一个大热天，何老师拖着沉重的板车，走上一段斜坡，一步一步像老牛似的爬着。突然车子一下轻了，后面有好几双手帮何老师推着。一直推上了坡，停了下来，何老师掀开草帽，感激而又难为情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！谢谢你们！”没想到那些推车的年轻人哈哈大笑地说：“何老师，是我们啊！”原来都是宁乡一种毕业在长沙高校读书的学生。何老师当时既是惊喜又很窘促。同学们说：“何老师，您不必那样，我们都很尊敬您，也都了解您的情况。”从此以后，总有从前的学生来过访他简陋的寓居。每当过年过节，何老师家里就成了学生们聚会的场所。后来这些学生陆陆续续毕业了，工作了，也仍同何老师保持联系。
长沙城里，何老师这种板车生涯持续了漫长的二十年！
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，一九七八年全国大平反，几百万“右派”基本上得到改正。这时候有的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活着的也已年华老去。何老师又回到了宁乡一中。郑洁修前去看过他，回来告诉我，何老师精神身体都不错，自然不再有往日的风华，其时他已年近六十，而且饱历风霜。我又给何老师写了慰问信，感谢他对我的教育。何老师给我回了信，但不像二十多年前的信那样热情蓬勃，信比较简短，只对我们的慰问表示感激，并且说他也知道我这些年的道路也不平坦，说我还年轻，“希望多加保重”。对于他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一句也没有说。何老师已经度过了骤雨终朝的日子，心境已是一片澄明。但在他希望我“多加保重”的语气里，那种犹有余悸的心理还是感觉得到的。
多年没有宁乡方面的信息了，但愿何老师仍然健在，度一个祥和的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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